王克明，陕北老知青，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任均次子。
原题
我学话剧演京剧的经历
口述：任均
撰写：王克明
我小时候，艺术种类不多，年轻人只要喜欢文艺，都会接触戏曲。现在，爱唱的年轻人，有很多歌可以学。那时候，爱唱的年轻人，只能有很多戏可以学。因此，和那时候很多孩子一样，我从小就喜欢戏曲，喜欢那唱腔、那身段、那色彩斑斓的戏装。在北京上学时，我课余就学着演过两出京剧——那时叫平剧，因为北京叫北平，一是演《鸿鸾禧》的金玉奴，二是演《御碑亭》里的小姑。不过，那时候民智已开，话剧、电影这些新的艺术种类，也得到年轻人的青睐。从1927年到1937年，我先后在新蔡县今是小学、开封北仓小学、省立第二小学，和开封明伦女中、静宜女中，还有北京志成中学读书。在中学时，尤其是在教会学校时，新观念的影响，往往使年轻人更看重话剧之类新的艺术种类。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话剧才能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才具有革命性。所以，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我直接就进入鲁艺学话剧了。不料，虽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却从1939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初，一直从事延安的京剧工作，整整十年。1934年我14周岁时，在开封进入了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只招收女学生。每个新生入校，外国修女老师都给起一个英文名字。因此我14岁时候，有了一个英文名字叫Rita（瑞塔）。我的同班有三四十位同学，虽然都是初中学生，但年龄从十四五岁到二十来岁的都有，有的女学生个子已经很高了。那时候有的孩子上学很晚，一个班里的同学，往往年龄差距挺大的。我在班里岁数小，个子也小，坐教室前排。我们平时上课，是中国老师用汉语讲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都有。外国修女老师盖夏嬷嬷给我们上英语课，也给我们讲一些海外见闻，开阔我们的眼界。我至今记得，盖夏嬷嬷对学生特别亲切。她总是特殊关照我们几个坐前排的小女孩，关爱地搂抱着跟我们说话。她非常善良。听说哪个同学家庭生活困难，没有父母了，她会把同学搂在怀中，疼爱地用中文说：“哦，可怜的孩子！”早上一进教室，她说：“good morning！”学生们就站起来说：“The teacher is good！”她说：“Sit down, please。”学生们再坐下。学校教育非常强调礼貌，包括中国老师们，都对人态度友好，从不高声大语，从不恶声恶气。回想起来，那时候人心都好，不只是静宜女中，我读过的几个学校，所有老师对学生都是和蔼可亲的。我们吃饭是在学生餐厅。每顿饭前，全体学生都起立，由穿着灰袍的中国修女带领，大家一起在胸前划十字祈祷。祈祷完了，才可以坐下吃饭。桌子是长条的，一张饭桌坐好几个学生。盖夏嬷嬷曾启发我们信教，但一点儿不勉强，不强迫，不多说什么。她只是说：“你们可以去教堂坐一坐，听一听，感受感受。”我听嬷嬷的话，和同学一起去过两次教堂。不远，步行就到。进了教堂，我们几个孩子不会祈祷，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一动不动静悄悄地坐着。我们看见一个神父走来走去，还比比划划。有一位穿灰袍子的中国修女，在一个窗口前忏悔。我能听清，她是在诚实地忏悔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虽然不懂修女在向谁忏悔，但明白，这是让人诚实的做法。静宜女中教育学生诚实、善良，不说谎。那时我们看修女，总觉得有神秘感，外国修女穿一袭黑袍，中国修女穿灰色袍子，都从头到脚，帽子都有白色衬里。看不见她们穿什么鞋。修女住的地方，我们也觉得神秘，没有学生见过她们的卧室和床。有一次盖夏嬷嬷叫我给她往宿舍送东西，我去了她在二层楼上的住房，但站在干净整洁的外间屋，也没看见里屋。 那时学生都住校，只有星期日能回家。我的宿舍在二层，房子很高，但不是上下床。一个大房间里住好几个学生，一人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律白色床单，非常整洁。学校重视卫生整洁的教育，培养学生干净整齐的生活习惯，如果学生没做好，要有惩罚。有一次，我把东西随便放床上就去上课了，被检查卫生的老师看到，结果被罚一个星期日不准回家。那个周末，还有一个姓万的汝南县的女孩，也因为卫生整洁问题，被惩罚不准回家。我们俩就在学校吃饭，在校园里随便玩儿。那时学校院子里放着大水缸，我们两个女孩子就高兴地互相泼水，玩儿得一人一身湿。抗战前我在开封静宜女中读书时，在校园里留影
1935年的一天，我看到年龄大些的同学，胳膊上戴着黑纱，围在一起伤心戚戚。一问，原来是阮玲玉去世了。阮玲玉是当时的大明星，她的死，使追星的女同学都非常伤心。学校不组织这方面的悼念活动，女学生就自己戴上黑纱。我当时看过阮玲玉演的电影，也特别喜欢，虽然不追星，但受校园里悲伤情绪的影响，也很难过。后来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时，静宜女中的女学生也戴了黑纱。那时许多同学崇拜鲁迅的进步性革命性，所以那次悼念更悲伤，气氛也更庄重。那时候已有话剧和电影，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在静宜女中常听到这方面事情。受到影响，我很喜欢话剧，爱看。还曾在课余时间，参加演出了丁西林写的话剧《压迫》，我扮演女主角房东太太。那是开封搞话剧活动的成年人，组织中学生排演的。那时初学话剧，公演时面对很多观众，我很紧张。在静宜女中教会学校的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并使我向往话剧。所以，我跟我二姐的女儿孙维世一块儿去上海，向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学话剧表演。那时，虽然我还年少，戏剧知识很少，演得很业余，但我明确地开始追求话剧了。抗战爆发后，1937年冬，我曾加入东北军所属一个剧团，用中学时代学到的话剧知识，参加演出过《顺民》等几个抗战内容的独幕话剧。1938年冬，我父亲任芝铭亲自送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孙维世建议我进入鲁艺。我父亲知道他的外孙女孙维世走的是话剧、电影的路子，搞的是新事物，也知道鲁艺那时候不设戏曲课程，便同意维世的意见，让我考进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三期戏剧系学习，开始系统学习戏剧基本知识，学习话剧表演艺术。我和柳岸（右）一块儿演话剧的时候
那时，院长周扬给我们全院上大课，讲《艺术论》，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所有学生都来听。那会儿没有礼堂，所有人都在院子里黄土地上坐着，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课。周扬同志虽然是领导，但并不摆架子，见谁都打招呼，还好开个玩笑。我在大家眼里是个小女孩，在他那儿也不例外。1942年我离开鲁艺去了延安平剧院。过一年再回去时，我已经结婚怀孕大肚子了。周扬同志看到我，笑说：“任均都要做母亲了啊？”我不是他以前看到的女孩子了。后来， “文革”后期，他不挨整了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和王一达曾跟冯牧、戈扬、张梦庚等同志相约，去那儿看望他和他夫人苏灵扬。我跟戈扬是1960年代在东北相熟的。她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辽宁，1960年代初到省作协工作。那时她上班的地方在张学良故居，我去她那儿时，见那房子很漂亮。后来大家都回北京了。1980年代，我二儿子想调动工作时，单位不放，我跟戈扬说起，她去帮着问了，笑着跟我说：“这么好的干部，要是我也不放啊。”她和冯牧给帮了忙。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同志时，“文革”还没结束，但周扬和苏灵扬都很乐观，谈笑风生的。后来大家说，周扬同志是“文革”前整人，“文革”中挨整，“文革”后大彻大悟了。我相信，他的乐观积极来自他的大彻大悟。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我遇到周扬同志，他在等苏灵扬买东西。他问我：“一达回北京了吗？”我说还没有。他又开玩笑说：“王宝钏十八年，任均你多少年了？”说得我哈哈大笑。在延安，张庚同志是我们鲁艺戏剧系主任，给我们讲《戏剧概论》。除了课堂授课外，他要求我们阅读苏联经典名著，以提高艺术修养，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被开垦的处女地》等。鲁艺书少，大家你一本我一本换着看。那时，我跟戏剧系的同学们一起演过两个话剧。一个是崔嵬编导的独幕话剧《被蹂躏的女性》，由我主演，同台主要演员是王一达和柳岸。另一个是姚时晓导演的日本话剧《婴儿杀害》，我扮演警官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有黄灼和方深。我还曾参加排练曹禺话剧《雷雨》，扮演四凤。我那时是第一次系统学习戏剧理论，并尝试着与戏剧实践结合，所以，那个时期的学习，很有收获。张庚同志一直关心我们这些学生，2003年一达去世时，他都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还送来花篮，并自己打来电话安慰我，叫我节哀、保重身体等等，让我很感动。
张庚同志
我在鲁艺学的是话剧，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我演得多的，却是京剧。在戏剧系学习话剧期间，因为我有一些京剧演唱的基础——在老家时跟着唱片学了些，还曾在北京向刘凤林学了全部《鸿鸾禧》，所以，从1939年春天开始，参加了多次临时组织的京剧演出活动。最初参加演出的是传统戏《鸿鸾禧》的前两折，只演到“拜杆”。说是传统戏，但我们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因为当时延安还没有戏箱（京剧演出的戏装、行头等），只能有什么就穿什么演。《鸿鸾禧》讲的是女孩金玉奴和她父亲讨饭资助一书生赶考，书生得中后忘恩负义的故事。我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我们戏剧系的同学展宇和石畅。我第二出戏演的是说萧氏渔家父女不堪土豪勒索杀其全家的《打渔杀家》，阿甲主演肖恩，我扮演肖桂英，崔嵬演教师爷，同台主要演员还有石畅等。这个戏我们也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这两个戏，本来都是古装传统戏，穿着现代服装演出，还拿腔拿调地唱念，不伦不类。尤其还要做传统戏曲程式动作，感到很别扭。我到延安之前，延安已有少数懂得一些京剧的同志编演了为抗战服务的京剧现代戏。那时或由综合性表演团体演出，或临时抽调人员排演。在延安率先演出京剧的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团，演出了现代戏《清明节》。鲁艺演出的第一个京剧现代戏，是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以传统戏《打渔杀家》为模子改写的《松花江上》，由阿甲和江青主演。虽是“旧瓶装新酒”，但比较成功。那时候创作现代戏，多是找一个传统戏为模子，把新内容往里套。鲁艺成立实验剧团后，主要是演出话剧，同时也演出了自己创作的京剧历史剧《松林恨》等戏。在延安早期参加京剧工作的，有阿甲、张东川、李纶、王久晨、卜三、齐瑞棠、方华、罗合如、陶德康、任均、石畅、王一达、石天、陈冲、王铁夫、孟刚等同志。另外，崔嵬、朱丹、陈叔亮、华君武、刘炽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也曾多次参加京剧演出活动。最初大家都是业余参加京剧演出。1939年春夏之交，鲁艺成立了一个旧剧研究班，研究平剧——京剧，任务是研究京剧如何为抗战服务及其将来的发展前途。这是延安的第一个京剧组织，由少数懂些京剧的同志组成。最初，成员只有阿甲、罗合如、石畅、张东川、李纶、王久晨、方华和我，八个人。别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八个人是“八格牙路”。后来陆续增加，最后也不过十几个人。那时曾进行了一些研究、创作，也在别人协助下组织过演出。但是力量薄弱，又有几个人被调往敌后根据地，因此不久就撤销了。虽然如此，它却是延安第一个从事京剧工作的专业组织。这个组织撤销后，我又回到戏剧系。但课余演京剧一直没断。1939年秋天，我参加演出了阿甲编剧并主演的京剧现代戏《钱守常》，我扮演钱守常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还有任桂林、王一达、罗合如、石天。这个戏的故事是讲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沦陷区不堪日寇压迫，起而抗争，投身了游击队。那时，这个宣传抗战的戏，仍是传统戏的“一桌二椅”和“自报家门”，但改变了一些旧的艺术形式，所以演起来时，新内容和旧形式比较协调了。早期，在没有改变旧的艺术形式时，延安的现代戏是纯粹的“旧瓶装新酒”，就是形式全是旧的，人物和剧情却是新的，非常不协调。比如扮彭德怀的花脸演员，穿着八路军军装，却迈着戏曲方步上台来，手拿马鞭，自报家门：“我乃彭德怀是也！”这种自元杂剧以来就有的戏曲程式，拿来演彭德怀，怎么看都别扭。还有个女政治指导员的角色，也是穿着军装，道白却是：“待我宣传鼓动一番便了！”而戏里的八路军战士，全跟传统戏里的短打武生一样扮相。从西北战地服务团二团演出《清明节》起，到鲁艺演出《钱守常》止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我参加的穿现代服装演的《鸿鸾禧》前两折和《打渔杀家》外，由于没有戏装行头，延安一直没有演出过其他的传统剧目。为了让延安能排演传统京戏，1939年党中央决定，把毛泽东、王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得的车马费两千银元拨出来，让鲁艺派人去西安采购戏装。冬天，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任桂林同志以前在西安唱戏时认识的关系，阿甲和任桂林前去买回了一副不完整的旧“戏箱”。他们雇了三辆骡马车，拉着戏箱，走回了延安。这实属不易，大家都很兴奋，围上去左看右看。虽然还缺很多服装道具，但勉强够用了。有了行头，我们马上就开始排演古装传统戏。从1940年元旦那天起，延安真正开始了古装京剧传统戏的演出。
我在延安的戏装照
1940年元旦，我参加演出了延安的第一场京剧传统戏全本《法门寺》。《法门寺》演的是明代故事，讲民女宋巧姣为未婚夫申冤，上告到大太监刘瑾那儿，使真相大白，得以夫妻团圆。这样的戏曲演出，并没有政治意义，只是为了满足那时候饥渴的文化需求。在剧中，我扮演宋巧姣，阿甲扮演赵廉，石畅扮演刘瑾、王一达扮演贾桂，石天扮演刘公道，齐瑞棠扮演刘媒婆，张东川扮演刘彪。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这个演员阵容，是最整齐的，已经可谓强大了。乐队那边，鼓师是精通戏曲的陈冲，琴师是华君武，陈叔亮和刘炽都演奏打击乐器。乐队虽小，力量却很强。这几个人，不但器乐奏得好，而且个个才华横溢。后来，华君武成了漫画家，陈叔亮成了书法家，刘炽成了作曲家。1960年代，老友相聚。左起石天、王一达、陈冲、任均、陈冲的女儿、张一山、肖甲
华君武当时是美术系的，胡琴却拉得好，还爱说爱笑的，很幽默。遇见女同志买东西跟人讲价时，他在旁边笑着挖苦：“你们买个大棺材，还让人给赔上个小棺材呀？”一次路上遇见，他使劲儿绷着脸说：“瞧你那副骄傲的样子，见人也不说话！”说得我笑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乔儿沟演《鸿鸾禧》，也是华君武胡琴伴奏。我正唱着，他的琴弦突然断了。他马上用嘴接着“拉胡琴”，哼哼唧唧地给我伴奏，我在台上看他，他还跟我做鬼脸儿。他边哼哼，边接好了弦。刘炽是鲁艺音乐系的，跟冼星海学作曲，也很会唱歌。在延安冼星海老师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张老三，我问你……”那段对口唱，就是由刘炽和张鲁俩人唱的，唱得好极了。刘炽年幼时，家贫无力抚养，把他送进寺庙。在庙里，他学会了很多佛教乐曲和一些器乐演奏。我觉得，刘炽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几十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最抒情、最动人的旋律“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能在那样的激情年代用音乐表现出美，跟他少年时代受到佛教音乐的熏陶，大有关系。刘炽爱说爱笑，嘻嘻哈哈，跟一达是多年的好朋友，见面就先开玩笑。他自己姓刘，就管王一达叫刘一达，一达就管他叫王炽。我看他跟谁都开玩笑，但是从不跟我开玩笑，一辈子称呼我“任均大姐”。我和一达与他的友谊保持了终生。“文革”中一达和刘炽一起被下放东北农村，一达是自己一人，刘炽是全家老小。在村里，他常常叫一达到他家去吃饭，有点儿酒有点儿肉，从不忘记一达。他夫人柳春会做菜，生活再艰苦，餐桌上也能变换点儿花样儿。一段时间，我的小女儿津津也到那里插队，也成了刘炽家的常客。“文革”后刘炽常来我家串门，一次赶上津津做拔丝山药很成功，刘炽高兴地从盘子里往起挑糖丝。糖丝不断头，他就嘻嘻哈哈地站到板凳上，把糖丝挑得快到房顶了。他总保持着年轻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淘气性格。在一次会上，我们和刘炽在一起，遇见一位老友，刘炽看他缺牙，问他：“你牙怎么了？”他说：“拔了，还没镶呢。”刘炽笑说：“无齿之徒。”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刘炽1998年突然去世，接到电话，难以置信，我和一达同时放声大哭！可能是因为穿戏装演传统戏，比穿现代服装演传统戏好看，加上演员、乐队阵容齐整，1940年的《法门寺》演出，轰动了延安，盛况空前。当时，一天一场，京剧《法门寺》连演四天，话剧《日出》也连演四天，天天观众人挤人。毛主席和朱老总，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凡是在延安的，都来看了。毛主席看了一场《日出》，却重复着连看了四场《法门寺》。全本《法门寺》比较长，他每天来看，一坐就三四个小时。看得出来，他最爱看古装传统戏。一天演出时，剧场外面的土围墙被观众挤塌了一段，乱了一阵。毛主席扭头看了看，又笑着回过头来接着看演出，看得聚精会神的。接着演的传统戏是全本《鸿鸾禧》，也叫《棒打薄情郎》。我还是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陶德康和王一达。这出戏也很轰动。全本《鸿鸾禧》里金玉奴的唱腔和表演，我都是在北平时向刘凤林学的，是我当时最熟悉的一出戏，所以表演起来比较自如。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刚从苏联治疗伤臂回来，看了我们演的《棒打薄情郎》。过两天，我收到他写来的信，里面提到我这次演出，说“前晚看了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那几年，周副主席常驻重庆，每次回到延安时，无论我们演什么戏，他都来看。十八年后，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即将赴欧洲各国访问演出的中国戏曲歌舞团时，还对负责人吴晗、张东川、王一达和主要演员们，谈起他1940年在延安看的《棒打薄情郎》，津津乐道地向在座的几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称赞了一番我们那时候的表演。一达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了，总理还记得？延安买来戏箱后，在演出传统戏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演出戏装的新编历史剧了。那时，我参加演出过两出。一是《梁红玉》，用的是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欧阳予倩的剧本。我主演梁红玉，陶德康扮演韩世昌，张东川扮演金兀朮。二是《吴三桂》。这是由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创作的第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王一达和石畅编排。我扮演陈圆圆，王一达和石畅分别扮演吴三桂和多尔衮。如果说我们演的传统戏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么，演新编历史剧，就是创作自己的角色了。在这一点上，和演现代戏一样。不同的是，穿传统戏装表演古代人物，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对角色的创造说不上成功，但当时还算是得心应手的。可能跟毛主席最爱看古装戏有关吧——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最爱看古装戏，自买回“戏箱”后，差不多四年时间，延安只演出古装戏，而没演过现代戏了。我没想到，因为我课余演了些京剧，在鲁艺平剧团成立后，竟真的干上了京剧专业。1940年4月，鲁艺成立了以专业研究、演出京剧为宗旨的平剧团，全称鲁艺平剧团。这是延安第二个京剧专业组织。它比旧剧研究班提高了一步。团员最初二十余人，演员不足，演出时还需要团外的业余爱好者参加。后来，人数逐渐增多，达到四十余人，艺术力量也有所加强，中小型剧目可以自行演出了。但演出大型剧目，仍需外援。由于团里部分同志对京剧了解不多，需要学习，还新招收了十来个学员，因此，除研究和演出外，鲁艺平剧团还有很重要的教学任务。那年，戏剧系结业分配工作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去新成立的鲁艺平剧团工作。这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因为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爱好京剧，也演出过一些京剧，受到观众欢迎，得到领导鼓励。但我不心甘情愿以演京剧为专业，因为那时候觉得，我参加革命，怎么能搞比较老的艺术种类呢。京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话剧才是新事物，再说我学的也是话剧呀。但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搞京剧也是革命工作，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我就服从了党的分配，也想通了，干啥不是干革命呀。况且，周恩来同志信中对我演出的鼓励，领导对我的重视，还有观众对我的肯定，那时候，确实是激励我的动力。从此，我结束了话剧专业的学习，开始了京剧专业的工作。鲁艺成立平剧团后，在延安专业搞京剧的成员就有几十个人了。我在团里当演员，在党内任支部委员。这段时间，除了还参加演出前面说的几个保留剧目外，我又主演了几个戏：讲何玉凤为父报仇、得配姻缘的《十三妹》，讲苏三被解到太原、王金龙三堂会审的《玉堂春》，讲赵艳容金殿装疯、绝胡亥纳妃之意的《宇宙锋》。我还跟别人联合主演了几出：讲甘露寺弄假成真、刘备娶孙尚香的《龙凤呈祥》，讲铁镜公主盗取令箭、杨延辉思亲探母的《四郎探母》，讲王桂英以亲子抵罪、放走沉香的《宝莲灯》，讲正德皇帝戏耍店女凤姐、封她为嬉耍宫妃的《梅龙镇》，讲杨三春陷害李奇、李桂枝为父雪冤的《奇双会》。这些戏，都是边学边演的。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增加，我觉得自己的表演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我们在延安演的《玉堂春》，不是以前的老版本，不是以“说戏”的方式教习的，而是王一达、石畅他们在旧戏的基础上去粗取精，重新编排的。故事、人物都没变，但精致了许多。王一达吸收话剧导演手法，导演了这出戏。延安的京剧导演制就是始于这出《玉堂春》。京剧导演制的结果是，剧中人物不能由着演员自我表现、随便加词儿。这其实就是导演制的目的。几年后，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延安平剧院的人问他在重庆看戏了吗？他说蒋介石请他看了厉家班演的《十三妹》。又问，演技比我们的好吧？毛说，演技比你们的好，但演出风格没你们的高。他指的就是旧剧演员的舞台风格。毛主席爱看古装戏，每有演出，他总来看。有时，在演出之后，他会见全体演职员，并同大家一起吃夜餐。一次在杨家岭一个很小的礼堂，我们演出传统本子的《游龙戏凤》（《梅龙镇》）和《托兆碰碑》。《托兆碰碑》是讲杨继业被困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的故事，里面有鬼戏。开演前剧团负责人罗合如说这戏有鬼的角色，毛主席在台下搭话：“上个把子鬼，没有关系嘛。” 记得是1941年春吧，一个星期天，毛主席请延安几位主要京剧工作者，到他在杨家岭的家里去做客。我和我们鲁艺平剧团的阿甲、罗合如、陈冲、陶德康、李纶、石畅、方华，还有当时还在鲁艺实验（话）剧团工作、但经常协助演出京剧的王一达，和业余京剧活动的主要演员于陆琳，被邀请了去。那天毛主席特别客气。我们这些人里，好几个人抽烟。毛主席给他们递烟，都是双手拿着烟，一个人一个人地递。我们几个经常上台演出的人，叫什么名字，毛主席都很熟悉。在他会客的窑洞里，他跟我们聊历史，聊艺术，聊京剧知识及戏曲发展前途。我们惊讶地知道，毛主席对那些京剧流派、名角都挺熟悉的。他还请我们听了好多京剧唱片，梅兰芳的，程砚秋的，马连良的，生角的，旦角的，全都有，都是传统戏。在当时的延安，京剧唱片可是稀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动手帮着摇留声机，听得非常高兴。印象中在听《鱼藏剑》时，毛主席说起人的感情问题。《鱼藏剑》是讲伍子胥吹箫遇吴公子光、推荐勇士专诸行刺吴王僚的故事。毛说的大意是，封建时代的人是很注重感情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这样了，金钱就是一切了。那天，在新建的中央办公厅楼三楼小会客厅，他请我们一堆人一桌吃饭，吃大米饭。那个房间挺大，周围好多窗户，摆了一圈坐椅。大家吃完了又聊。他把我们这几个人在杨家岭招待了六七个小时。那天江青也在，一直忙前忙后地帮他招待客人。当时还没有崇拜，但已经非常尊重革命领袖了。我们觉得，领导同志这么喜欢京剧，京剧就一定也是重要的革命工作了。那天我们有个同志曾问毛主席，我们唱平剧算是革命工作吗？毛说，怎么不算革命工作呢？你们为人民服务，当然是革命工作了。在鲁艺平剧团成立前后，延安演出了不下几十出京剧古装戏。其中有传统戏，也有新编历史剧。那些传统戏，我们没有剧本，都是从毛主席那儿借来的。毛主席有一套上海大东书局30年代初出版的《戏考》，是一部剧本汇刊，搞戏曲的人拿着有用。全延安就毛主席这一套，剧院想排哪出戏了，就跟他借，用完就还。通过古装戏特别是传统戏的演出实践，大家更多地熟悉了京剧的艺术规律，培养起了京剧演员、演奏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的队伍。这就为日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延安这里，有鲁艺平剧团活跃在京剧舞台上，还有中央党校等单位经常组织演出。同时，在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经常深入部队和城乡演出京剧，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京剧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初，战斗平剧社奉命来延安演出，然后就没再回去了。因为中央决定，合并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人员，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即延安平剧院）。延安平剧院于1942年4月组建。成立那天，在延安最大的饭厅——大砭沟口的机关合作社，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举行大联欢，全体人员参加。毛泽东、朱德、陈云、彭真、邓洁等不少领导同志都来参加了，联欢后宣布康生兼任院长，邓洁是副院长。这是延安第三个专业京剧组织。我和鲁艺平剧团的全体同志一起，从此离开了鲁艺。延安平剧院设址枣园川里小砭沟对面的张崖村。在延安平剧院，我仍担任演员，也曾担任兼职研究员，还兼任过教员。延安平剧院选在同年10月10日，当时的国庆节那天，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改由张经武当院长，柯仲平是副院长。从当天起，公演五天，招待延安各界人士。公演的剧目是《甘露寺》（即《龙凤呈祥》）和讲石秀查奸、扬雄杀妻的《翠屏山》。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这成为以后延安京剧工作的方针。延安平剧院搞戏曲研究的条件比较差，书都很少，就跟毛主席借书。他那儿书多。毛主席那套《戏考》，剧院还跟他借，还是用后归还。他说：“算了，送给你们。”后来就没还了。剧院还跟他借京剧的留声机唱片，后来都还他了。进入延安平剧院后，我学习和演出的传统戏，除了原来在鲁艺平剧团演过的外，还有：讲莫成代主死、雪艳洞房行刺报仇的《一捧雪》，讲侠盗女儿云鸾与丈夫战母亲、求祖母、闯出山寨的《得益缘》，讲邻村小姑娘与牧童对唱歌舞的《小放牛》，讲代战公主帮助薛平贵攻破长安、王宝钏为父求情的《大登殿》，讲匡忠力大开弓、陈秀英与之比武成婚的《铁弓缘》的“茶馆”一折，等等。我在以上几个戏里，都是扮演女主角。在为中共“七大”演出时，我在《法门寺》里，还曾扮演过刘媒婆；在《大登殿》里，也扮演过代战公主。我还参加演出了著名的传统戏《四进士》。这个戏是讲，明朝嘉靖间的民女杨素贞，丈夫被人谋财毒死，自身被卖与布商杨春。杨春知情后代她告状。四位出京做官的新科进士，有三位在杨素贞案中贪赃枉法，只有一位接状明审，杨素贞得以雪冤。在演这出古装戏时，我演的女主角杨素贞在悲伤的剧情中行到半路上，我觉得头上太素，便趁进入后台的机会，给自己插了几个头饰，添了些色彩，又上台去接着唱：“听谯楼打罢了初更鼓响，不由人一阵阵泪落数行……”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说，那杨素贞走到半路上，哪儿来的那些花头饰插上？她提的意见是对的。半路上，又是悲情中，剧中人杨素贞不应该有插花打扮的心思。当时我年轻幼稚，光想着自己好看，结果不合剧中情理了。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变成武器，延安平剧院演出传统京剧的目的，就已经不只是满足文化需求了，至少主观上是希望剧目能有现实意义。比如那时候觉得，《赤壁鏖兵》有统一战线的教育意义，《斩马谡》有反教条主义的意义，《宋江杀惜》有反麻木不仁的意义等。同时，剧院排演了些配合抗日宣传的新编历史剧。1943年秋开始，又陆续编演了一些反映现实和人民生活的现代戏。那时候延安整风的坦白运动已进入后期，剧院里非常多的人都受了冲击，但工作照旧进行，演出照常安排。那时，我生第一个孩子后，参加演出了几个现代戏：张一然编剧、王一达导演的《上天堂》，张梦庚和肖甲编剧、王一达导演的《回头是岸》，张一然编导的《张学娃过年》，张一然编剧、牛树新导演的《醒后》。这几个戏里，我都演主要的或重要的女角色。其中《上天堂》最受欢迎，成为后来经常演出的保留剧目。《醒后》那个戏，许多唱段采用的是河北梆子调儿。我从没唱过河北梆子，牛树新同志就教我唱，可我学不出那个味儿。他说：“没关系，多练练就行了。”那时，我很听话，叫我唱，我就唱；让我演，我就演。戏演得多了，我胆子也大了，唱得有味儿没味儿，都敢上台。演出《醒后》没几天，我在党校碰见了王鹤寿同志。王鹤寿同志当时在组织部工作，但是很懂戏，也很爱看戏。他看了《醒后》。那天一看见我，他就笑起来，说：“任均哪，你可把河北梆子糟蹋苦了。”把我说得笑个不停，也很不好意思。毛主席发表《讲话》后，古装传统戏在延安得到很大发展，演的很多，现代戏演的很少。我们延安平剧院排演了两个戏曲现代戏后，康生批评说，这会妨害演员的技术提高，剧院就没人再搞现代戏了。其他许多单位都成立平剧小组，请平剧院的人去指导，排演传统京剧。马列学院的萧军同志，也来平剧院联系，帮他们成立了平剧小组。萧军喜欢京剧，跟我们平剧院的阿甲熟识，两个单位离得不远，他有时来找阿甲，就跟张一然、王一达等不少人也都认识了。萧军爱看京剧，而我老演出，他也认识我了，路上遇见就叫：“任均同志！”大大咧咧的。见我张着嘴没认出他来，他就笑：“我是萧军！”那时听说这位大作家比较怪，什么都不在乎，有个性有思想，大家心里都挺尊重他。我们延安平剧院到马列学院演出时，几个年轻人曾一起到他家去找他。见门大开着，我们就进去看，家里没人。本来在延安，都一心期望战胜日寇，憧憬共产主义，没什么思想压力。后来整风了，就听说萧军很不好了，固执地坚持个性坚持思想。我们那时比较相信萧军有问题。整风后，好长时间没见过他，后来他调到鲁艺，离我们平剧院就路程远了。但我们平剧院的谌曼丽同志被塌窑砸死后，平剧院开追悼会，萧军来参加了。再后来，就听说他在东北被整得很厉害。不过他一直没有扔掉对京剧的喜爱，文革后，他遇到王一达时，还商量想重排他写的京剧《武王伐纣》。一天，我楼下的多年邻居、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组织萧军、王德芬夫妇，和我跟王一达两口儿一起郊游。她安排了一辆车，我们五个人一天跑了好几个公园。萧军经过几十年逆境，文革中九死一生，顽强地活了过来，还是那么爽朗，让人敬重。文革后在京郊游览。左起：萧军、任均、王一达。后面稍远处是廖静文。王德芬拍照
在延安那段时间，除京剧外，我还参加过几次眉户戏、歌剧、歌舞和话剧的演出。我和我们延安平剧院的李纶、齐秀林一起，应边区师范学校的邀请，参加演出了他们组织排演的眉户戏《治病》。这个戏是钟灵编剧，李纶导演，我扮演女主角。一个外国人在延安看了这个戏的演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后来写的文章里，还称赞这个戏。我又应中央党校三部（前马列学院）邀请，参加演出了他们组织排演的歌剧《红鞋女妖精》。这个剧是根据当时陕北农村发生的一件装神弄鬼的事件编的。周戈、苏一平编剧，金紫光作曲，周戈导演，塞克艺术加工，我在里面扮演女主角。一起同台演出的有周戈、朱丹、钟灵等。1944年和1945年，我在延安平剧院参加演出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是中央党校部分教职学员集体创作、首先演出的，执笔编剧是杨绍萱，原执行导演是齐燕铭。然后延安平剧院复排演出，导演是王一达，我扮演林娘子。《三打祝家庄》的执笔编剧是李纶、魏晨旭、任桂林，执行导演是王一达、魏静生。这个戏里，我参加演的是“三打”，扮演乐大娘子。那时候，《三打祝家庄》从剧本定稿，到定好的演出时间，只有二十来天，时间非常紧。延安平剧院全院当时一百多人，全力以赴投入排练。排演场地就是在平剧院驻地半山腰的一块平地。那样的地方也是我们平日的排演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们都是在那黄土地上摸爬滚打地排演。《三打祝家庄》演出后，毛主席在给任桂林同志回信中说，这个戏“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这封信，原来保管在当时延安平剧院院长刘芝明那里，不久他被派往东北，就放在剧院秘书张梦庚那里了。1946年，张梦庚随王一达去张家口给剧院招收演员。他把这封信锁在抽屉里，跟谁都没说，就走了。结果，赶上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延安大疏散，他们就没从张家口回延安，而留在晋绥边区工作了。剧院里的人也不知道抽屉里有那信，撤退的时候就没取出来。毛主席的这封信就丢了。
我在延安演出打花鼓
《三打祝家庄》后，我又参加演出了中央党校教务处组织排演的民间歌舞《花鼓》。这个节目最初由鲁藜作词，孟波作曲，王一达导演。演员除我以外，还有孟波的夫人严金萱，和肖甲、朱革。演出很受欢迎，《花鼓》成为保留节目。在后来一个时期内，延安每有重要晚会，都根据当时需要，现改歌词，演出《花鼓》。1946年3月，美国马歇尔将军到延安，中央举办大型欢迎晚会，我们这个《花鼓》也上台演出。我记得那次改编的歌词里唱道“马歇尔将军美名传千古”。那次欢迎会上，陪着马歇尔一起来延安的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写历史，别忘了我张治中三到延安。”给人印象深刻。
1946年3月延安欢迎马歇尔将军晚会节目单。第一部分第四个节目是我参加演出的《花鼓》
那年夏天，我参加演出了话剧《等着我吧》。这是苏联西蒙诺夫编剧的一个戏，印象中是西北文工团组织排演的。那次，邵惟、张季纯是执行导演，王一达主演，我扮演一个女配角。同台演出的还有李波、齐心、王亚凡、陈若飞、肖甲、周冰等。齐心和李波、陈若飞也都是我在延安相识多年的朋友，喜欢在一起聊天。1946年5月至8月，我带职到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学习。延安平剧院有重要演出时，我还参加。我在延安平剧院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戏，是陈白尘编剧、特邀刘郁民导演的大型现代讽刺话剧《升官图》。我扮演马小姐。这个戏通过肮脏的官场交易的剧情，表现了贪赃枉法、寡廉鲜耻、关系学盛行、真理良心丧尽的官僚政治现实，说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统治机构的糜烂。那是一种创造性的特殊艺术形式的演出，非常受观众欢迎，报纸上还有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延安演出《升官图》剧照。右一是任均
那些年在延安做京剧工作，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我们在野地喊嗓子，练功、排戏都是在半山坡或平地找空场。大家跑圆场、翻跟头、练武功等等，都是露天。后来，有过一个所谓小礼堂，其实就是一间大平房。开会、吃饭、练功、排戏，甚至内部的小型演出，都可以用这个小礼堂。在延安本地公演时候，是在几个大礼堂里面演，有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边区政府大礼堂，后来还有中央党校大礼堂。说是大礼堂，其实，只有八路军大礼堂比较大，别的礼堂，都挺小的。观众座位是用横木板条钉的。舞台、后台都小得很。就是在那样条件很差的小舞台上，我们开始了延安早期的京剧演出。后来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就大些了，条件也比较好些了。在延安，我们也在露天的舞台上演出，观众主要是党、政、军各级干部和部分战士、工人、学员。有时在商业区的旧式戏台上演出，观众主要是附近农民和工商业者。去外县和下乡演出时，都是在临时搭起来的露天舞台上，观众除很少数当地干部、战士外，就都是农民了。无论在哪儿演出，我们都很受观众欢迎。在延安演出时，常有外县的干部、战士背着行李，走几十里路来看戏。我们自己那时候觉得，陕北群众对京剧像对秦腔和眉户戏一样喜爱，我们为他们演出时，观众总是非常踊跃。
在延安演出《升官图》剧照。演员：站立者是任均，左边是王红宝
6. 调晋绥军区平剧院，在杨家沟听周恩来讲“窦尔墩性格”1946年11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我和一达都转到山西的晋绥边区，在成立不久的晋绥军区平剧院工作，归贺龙司令员属下。我在那儿担任研究员，仍兼做演员。在这个剧院里，我除演出从前的一些保留剧目外，还新学习和演出了几出传统戏。1947年12月，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奉命组织了五十多人的演出队，隐蔽行军，渡过黄河，到陕甘宁边区进行慰问演出。王一达带队。我们先到陕北的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演出。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在山顶上。那时，中央正在召开重要会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在那儿。他们像原来在延安时一样，还是连续看我们演出。我们那些天演的有《恶虎村》《连环套》《捉放曹》《廉颇蔺相如》《斩颜良》《三岔口》等戏。12月21日，午饭后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接见我们这五十多人，我们就集合到了一个院子里等着，看是谁来。那院子里的窑洞窗子，像教堂的窗户，很好看。一会儿，贺龙同志领着毛主席来了。大家都非常惊喜，便鼓掌。一达主持了几句，就请毛主席讲话。那时是战争环境，要求保密，不准记录，但还是有人悄悄记了下来。毛主席先讲战争形势，说我们打仗是用大的兵力吃敌人小的兵力，统治者的力量由大而小，解放者的力量由小而大。然后又讲京剧改造。他说：“你们平剧院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现在看，主席的话比较偏激。他说旧戏里，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要“改造更多的旧戏”。那时我们演出的《恶虎村》，讲的是施公案故事。说清代江都县令施世纶路经恶虎村时，被其护卫黄天霸的两个盟兄弟劫进庄院。黄天霸借祝寿为名，入庄探明情况，聚伙杀死两位盟兄弟夫妇，救出施世纶，火烧了恶虎村庄院。毛主席给我们讲话时说：“《恶虎村》这出戏应该把黄天霸改写成特务。”我们到杨家沟的第一场演出开始之前，演员正在化妆，周恩来同志忽然来到后台，说他代表中央来表示欢迎。过些天，1948年初的一天上午，他又到我们驻地来。他先走进演出队负责人的窑洞，跟一达说，要到每个窑洞去看望所有的同志。但一达想请他讲话，就建议把大家集合到这儿来。集合后，一达请他讲了话。周恩来同志讲话就像拉家常，感觉没什么距离。他一开始就说，看了我们演出的《连环套》，从窦尔敦想起了张学良。《连环套》也是施公案故事，说窦尔敦夜盗御马后，黄天霸奉旨拿人，利用窦的义气性格，赚回了御马，捕了窦尔敦。周恩来跟我们说，窦尔敦讲义气，接黄天霸上山，就一定要送他出寨。张学良也讲义气，扣了蒋介石，就一定要送他回南京。窦尔敦和黄天霸约定，比武不胜，就交出御马。朱光祖盗窦尔敦的武器时，没杀窦，窦也要讲义气，甘愿被擒。张学良讲义气虽然没到甘愿被擒的程度，但也是被擒了。周恩来同志说，张学良有“窦尔敦性格”，是由于他自幼从家庭接受了江湖义气的影响。他又很爱看旧戏，《连环套》这出戏对他影响很大。周恩来同志从他看的戏里，联系到历史事件，讲得非常生动。后来，我们剧院由张一然编剧，创作了京剧《窦尔墩》。1948年，晋绥军区平剧院被调回收复后的延安，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平剧院，1949年又改称西北军区平剧院。从杨家沟之行后，到1949年2月我离开这个剧院之前，约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剧院连续创作、演出了《古庙钟声》《赖虎记》《丹梁桥》《红娘子》和《北京四十天》等几出大型新编历史剧。我参加演出了王一达、石天、邓泽编剧的《北京四十天》，扮演陈圆圆，和我同台演出的主要演员，又增加了殷元和、张元奎、朱小霞等。这个戏讲的是李自成进京后，因太平享乐的倾向、个人得失的打算和杀戮功臣的做法，而导致失败的悲剧故事。它的内容在当时有现实意义，艺术性也比较强，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1948年我和朱小霞（左）在延安
1949年7月，王一达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同志和朱总司令一起接见了华北和西北两个代表团的部分代表。在谈到解放区的京剧工作时，周恩来特别夸了夸我们那个西北军区平剧院。7. 没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哪敢演？那些年间，我跟很多同志同台演出过京剧。有大家一起的努力，才能有当年延安活跃的戏曲舞台。这些同志都让我难忘。他们是：阿甲、罗合如、陶德康、任桂林、王一达、张东川、王镇武、张一然、石畅、简朴、薛恩厚、石天、李纶、肖甲、张梦庚、孙震、张一山、方华、王铁夫、赵容美、牛树新、袁广和、马伯峰、赵魁英、刘涌汗、王红宝、孟刚、陈怀平、吴瑜、李更生、齐秀林、张洪春、张琪瑶等等同志。1978年5月12日，文革后庆祝中国京剧院恢复建制和名称、并纪念延安平剧院建院36周年，延安平剧院老战友等合影。前排左起王连升、任均、方华、阿回（罗合如的女儿）、阿甲。中排左起……、范有才、魏晨旭、牛树新、罗合如、……、肖甲、……后排左起张琪瑶、王红宝、简朴、王一达、张一山、任桂林、陈怀平、石天、……、……张东川和简朴后来与一达同在中国京剧院工作，一直合作到离休。我和东川是在延安鲁艺戏剧系认识的，那时就同台演出，是延安早期京剧活动的老战友。东川当年是个好花脸，演《法门寺》的刘彪、《梁红玉》的金兀朮等。我记得，在《梁红玉》里，我扮演的梁红玉，和东川扮演的金兀朮，有一场他追着我上台对打的戏。一次，叮叮咣咣我上了场，比比划划地回身跟他对打。可是，一回头，没人，东川没上台来。我就只好自己跑了个圆场，等他上来了才打。原来他的帽盔松了，正系带儿，没来得及。我与简朴同志是在延安鲁艺平剧团认识的。那时，他从党校调来，被选为支部书记，我一有解不开的事儿，就愿意找他谈谈，他能帮我分析解决。简朴是因为喜爱戏曲，才从党校调来的。他能唱能演，嗓音又宽又亮，非常甜美，是一个好小生。我觉得现在的小生也很少有他那样好的嗓音。说实在，我被组织上分配搞京剧后，心里是有压力的。因为那不再是业余玩票，而是得参加专业演出，完成任务。可我从小并没有拜师学过京剧，懂的太少，会的太少，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很多都得现学。怎么办？只有向懂京剧的老师学习才行。而且我必须下大功夫，勤学苦练，才能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在延安跟好多位老师学过传统戏。他们一招一式地指教，一腔一声地指导，我才有了上台演出的基础。那时，主要教我传统戏的有陈冲、陶德康、任桂林、王斌亭等同志。我从小没进过科班，学起来才知道学戏不易。任桂林同志教戏时，特别有耐心，百教不厌，总是到我完全学会了，才结束，还鼓励我。他教我唱《奇双会》时，教了一遍又一遍，边教边讲解。我会唱了后，他又组织乐队跟我伴奏合练好多遍，直到配合得非常严实了，他才满意。看着我练得不错了，他开玩笑说：“任均呀，你可以灌唱片了。”得到任桂林同志这样的鼓励，我心里很愉快。陶德康同志教戏要求严格，比较严厉，我们跟他学戏时，不敢反复地问来问去。可是学两三遍学不会，又不敢问，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那时候，我们学戏的土房子里面，隔间的墙壁都是多半截儿高的，这屋子说话，那屋子听得清清楚楚，可以隔着墙聊天儿。我们便把会记谱的李纶同志找来，请他偷偷地坐在隔壁房间里。陶德康同志在这屋教唱时，李纶同志就在那屋悄悄地写下谱子来。等陶德康同志走后，我们就照着李纶记的谱子唱。当然，按谱子唱，肯定会丢了京剧的韵味，我们就等把旋律唱熟后，再请陶德康同志教几遍，努力学韵味。这样我们就学得快多了。那时候，在革命队伍里，老师们都很辛苦，却从来没有过要钱要物的念头，我们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概念。大家觉得，教戏，学戏，演戏，都是工作。所以，在延安的京剧事业上，老师们付出很多，贡献很大。作为当时延安京剧舞台上的主角，我在心里永远记着他们，永远感谢他们。在延安时，我曾经演过《大登殿》，主演王宝钏，也演过代战公主，很受欢迎。这个戏我也是在延安现学的，教我这个戏的人，是当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冯牧同志。他用业余时间教会了我。他还教过我两出戏，一是讲明代薛广的三房妾含辛茹苦教导二房妾幼子的《三娘教子》，二是讲鲁国大夫秋胡故意戏妻以验其贞的《桑园会》。但因当时战争形势紧张，都没演出。冯牧很懂戏，还会唱老生，唱得很有味儿，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早在鲁艺时，冯牧在文学系，我和一达在戏剧系，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了。我和一达在天津工作时，他还跑到天津去看我们，后来一直联系不断。我们二十来岁相识，几十年间来往挺多。我有困难或遇到什么问题时找他帮忙，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有求必应，是个让人信得过的人。到“文革”时，好几年的时间里，谁也见不着谁了，也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文革”后期的一天，我和一达到王府井买东西时，碰见了冯牧。一见面，亲切极了，简单地交流了一下在“文革”中的情况后，冯牧反复地说：“这回我算大彻大悟了！这回我算大彻大悟了！”后来我们又约在马伯峰同志家聚会，马伯峰给炖了很香的羊肉，准备了酒，一起跟冯牧聊“文革”、说江青，等等，谈了很多很多。
冯牧在延安平剧院纪念活动上发言
1947年以后，我在贺龙司令员属下工作。贺龙同志向来重视京剧，以前的战斗平剧社就是他支持搞的，对晋绥军区平剧院，他仍很上心，尤其关心主要演员和老教师。我在晋绥时，剧院来了刘元彤、殷元和、张元奎几位出自富连成京剧科班的演员，专业水平很高。他们本来是王一达为延安平剧院招收的演员，因为胡宗南进攻延安，就都留在晋绥了。富连成是对我国京剧繁荣发展影响最大的科班，马连良、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都出自那里，梅兰芳、周信芳也曾去那儿搭班学艺。刘元彤是富连成元字科的尖子学生。他进入晋绥平剧院后，教我演了《御碑亭》的孟月华，和《凤还巢》的程雪娥。《御碑亭》演的是，明代书生王有道怀疑妻子孟月华在御碑亭避雨时不守妇道，因而休妻，后知真相，向妻请罪，言归于好。《凤还巢》是讲经过种种误会后，程雪娥终遇如意郎君，成就美满姻缘的故事。刘元彤教戏非常认真，我跟他学戏，便很细致。他演旦角身段漂亮之极，尤其是教我的《御碑亭》“跑雨”那场戏，美极了。他还教了我各种水袖的舞动手法。他舞的水袖，非常美丽。还有位王桂山老师，是戏曲老内行，年轻时也是个名演员。他教我《樊江关》里面樊梨花的许多武功动作，都非常漂亮。《樊江关》说的是唐太宗、薛仁贵被困时，薛金莲怪樊梨花不即刻发兵解围，姑嫂反目、几至动武的故事。可那时，我已经二十大几了，没有科班的童子功，学习这些东西，感觉挺难的。我就每天早上跑到老乡的打麦场上，下大工夫练它们。工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的演出效果还是不错的。在晋绥学的这几出戏，使我觉得自己在传统戏的演出技巧上，又提高了许多。在晋绥时，我们剧院驻在一个叫胡家沟的村庄里。一天刘元彤他们几个人吃完饭出去溜达，在村里走着，遇见个瘸腿乞丐正在向老乡乞讨。他们一看，这个乞丐居然是他们的老师唐富尧！唐富尧也是男的唱青衣，曾经挺有名的，是富连成富字班的，后来在富连成教戏。可是他的腿被车撞伤，没人让他演戏教戏了，他就没饭吃了，只好瘸着个腿，走出北京，乞讨为生。其实他也就四五十岁，但因贫病交加，显得挺老的。他觉得解放区社会安定些，要饭容易，就一路乞讨往晋绥走来。不知怎么的他要饭要到了胡家沟，遇到了刘元彤他们。刘元彤请他稍等，赶紧跑回剧院，找到院领导张一然、王一达，介绍唐富尧的情况，问能不能请他到剧院来教戏。就这样，唐富尧成了我们的老师，也算是加入革命队伍了。剧院给了他教师待遇，吃中灶。对此，他感动之极，工作格外地积极和认真。可惜他病体缠身，一年多后，死在晋绥了。我们把他埋葬在胡家沟后山的向阳坡上，还开了追悼会。我们住的胡家沟，离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大院只有几百米，那里原来是民主人士牛友兰的宅院。牛友兰几年前带晋西北的一些地主士绅访问延安时，我们听说过，毛主席还接见过。但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土改正搞得激烈，牛友兰被当作地主阶级残酷斗争。1947年9月的一天，我们剧院接到通知，参加斗争牛友兰的大会，就是后来说的“斗牛大会”。那天一达在家看儿子，我去了会场，看到牛友兰和家人在前边跪着。他的鼻子被铁丝穿过，就像穿牛鼻子那样，再拴根绳儿。他儿子也参加大会，坐在一旁。一会儿，有人牵起拴牛友兰鼻子那根绳儿，像牵条牛，要求他儿子接过去牵着。我心说，这老汉是个人呀，能让他儿子把他当牛牵？看不下去，我就走了。维世那时候在黄河边上三交镇参加土改，她当时给林利的信里谈到土改情况：“在新年前，农民已经分到了粮食、棉花线子、布、衣服，他们现在穿上了老财的绸袍缎褂。有个驮炭的穿了一件狐皮袄去炭窑，真是新年中的新景象。”她说的炭窑，是小煤矿。我没有参加土改工作，但在排练演出期间，看到斗争牛友兰那样的土改场面，很难忘掉。总之，那些年里，一些我的直接领导阿甲、罗合如、邓洁、张经武、柯仲平、刘芝明、杨绍萱、王镇武、高士一、张一然等同志对我的重视和培养，都使我难忘。还有齐燕铭同志，当年我们排传统戏，有时请他来指导，我因此得到他不少教导。一次他看了我排的《宇宙锋》“金殿装疯”那场戏后，给我提了很具体的意见。某个动作，他表扬了我；某个动作，他说我做得不够。不够之处，他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帮助我理解剧中胡亥与赵高之女艳容的戏剧关系，使我觉得真是受益匪浅啊。齐燕铭同志对我们延安平剧院的帮助也很大。他能写、能导、能演、能教，很是内行。当初杨绍萱同志写《逼上梁山》后，齐燕铭同志给做了改编，给导演出来。我们剧院创作《三打祝家庄》阶段，齐燕铭同志参加了多次讨论，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齐燕铭待人亲切，对同志非常友好。建国后我曾有事请他帮助，他帮助解决后，没找到我，就给我写信告知结果，托阿甲把信转交给我，使我十分感动。所有这些老师同志对我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建国初期与延安平剧院老友在天津。前面是我。后面左起刘涌汗、赵魁英、王一达
这辈子，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京剧，是在延安；我最后一次登台演京剧，也是在延安。1949年2月，我作为西北大区的妇女代表，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主要都是中共军政首长们的陕北婆姨，坐上大卡车，离开延安，去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那以后，我再没演过。我搞京剧，是服从组织分配，本非所愿。我也自知，我演京剧，并不是很有才华，只是“此地无朱砂，红土以为贵”，当时延安没有更好的京剧旦角演员，我就歪打正着，成了“主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领导同志的肯定，甚至得到了诸如“延安梅兰芳”那类名不副实的过高美誉。这当然能促使我尽力为那时的京剧工作付出努力。从在鲁艺戏剧系学习起，到出席第一次全国妇代会止，我在延安和晋绥解放区参加演出了京剧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共三五十出，几百场，时间长达十年。但我明确地知道，我的条件和才能同我那时所受到的赞誉是不相称的。因此，我考虑，即将全国解放，京剧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和优秀演员大有人在，我的艺术水平是不能满足更广大观众的要求的。在解放区从事京剧事业，就像是冥冥中安排的我的使命，我已经力所能及地完成了它，走过了那段历史。现在，应该愉快地退出舞台了。那时，我的爱人王一达也愿意改做其他工作。我们便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改行要求，经安子文同志批准，把我们俩留在北京分配工作。当年，我父亲送我到延安后，跟我二姐和维世一起商量，让我进了鲁艺。父亲知道我是去学戏剧，话剧，知道我的工作是搞文艺，搞新文艺的新艺术形式。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延安竟然搞了十年戏曲，演了十年京剧。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他直到“文革”中去世也不知道。2002年延安平剧院老战友重返延安，在延安平剧院旧址前。左起任均、魏晨旭、简朴、王一达、王红宝 我离开延安已经七十年了，人已老了。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鲁艺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从来没有忘记过延安平剧院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年里我工作过的单位，那些年里一起工作的同志们。那都是永远忘不了的，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那时我们多年轻呀。
王克明：母亲90岁的口述回忆，
100岁拟再版了
王克明话史铁生：可你，是不死的
王克明：对面山
摘自任均口述回忆录《我这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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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